荆天明，十日谈｜王永堂：亲历夜尽天明破晓时。

我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秘密组织“人民保安队”以备上海解放后协助维持秩序。

王永堂先生

我生于1925年，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元旦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那天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明了党的任务。我们虽然还处在白色恐怖下，但心如明镜，感觉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

是年2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为此，我好几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入党后，我参加上海工人协会主办的《工灯》编辑工作，读者是工厂中的工人。由于形势变化，我与部分同志4月离开了这份刊物。

《工灯》刊物，原件收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

4月23日，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自己的学校大同大学。回校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在校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组织同学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一次“春游”，地址选在复兴岛公园。此时，解放军已渡江，国民党乱成一团，蒋介石也逃来上海，就居住在复兴岛公园内。这次春游主要是想给积极分子做一次教育。我班同学与二班、三班同学去得早，进入了复兴岛。当然无法进入公园，只能在公园外面停留。这时国民党发觉了我们的意图，就把通往岛的定海路桥封了。“春游”没有成功，但教育同学的目的达到了。

复兴岛春游图

当时，党的公开活动基本都已停止，党的主要任务是悄悄做好群众工作。我是大四学生，我们党小组包括大四、大三总共五六名党员。在相关负责同志领导下，我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秘密组织“人民保安队”以备上海解放后协助维持秩序。

5月初，我们党小组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波折：有一个同志的家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搜捕，幸好该同志不在家。她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妹妹，是地下少年队队员。小小年纪的她，在敌人面前机智应付，敌人一无所得，只好走了。由此，党组织要求我们小组的同志，晚上不准在自己家中过夜。我就在三舅开的一家小五金店中住下，有时也在朋友家、亲戚家中过夜，直至上海解放。

在上海解放的前夕，党组织告诉我们，解放军可能很快要进上海。那天晚上，我怀揣着秘密，兴奋地到复兴路我姑妈家过夜，我与表弟谈了整整一夜，都是关于共产党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上海果然解放了。由于事先讲好，要我等电话来后再出门，我只好坐等电话。当时下着细雨，直到近中午。我想干等不行，还是出去看一下。出门一路上见到不少解放军，他们抱着枪坐在地上休息。四周有不少人围着，我也无心多看，直奔学校，接受任务。我的任务是带几个人去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看守一所大房子。这所房子很大，去时大门开着，里面不少房间的门也开着，但没有一个人。我们也不知过去是做什么用的，但见有的房子里堆了很多西药。其中有一间房间，堆了大半屋子的药品，我一看原来是进口的青霉素，估计有好几万支，但都已经过期了。这种药在当时是买不到的，黑市每支要一两黄金。这么多药，国民党宁可让其过期，也不拿出来给老百姓用，想想真气人。

大同大学相关照片

5月26日，我利用空闲时间在校中转了一圈，用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教学大楼上的标语、大门口神态高昂的站岗同学，还有挤满广场成百上千的面露笑容、情绪激动的同学。第二天，上海解放了！

2014年，我将自己近70年来用相机记录的两万张老照片底片捐赠给上海档案局，照片反映了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上海诸多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021年，为庆祝建党百年，我花了一月有余的时间，用篆体书法手抄了厚厚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以表心意。

王永堂（左一）将珍藏多年的老照片捐献给档案馆

如今，75年已经过去了，我也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成为白发的百岁老人。岁月悠悠，祖国日新月异，愈发繁荣昌盛。我，一个百岁的见证者，目睹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心中涌动着无尽的自豪与欣慰。（王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