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庄园》伐木林在哪里介绍，苏俄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十六）——首个中国营的创建者孙富元（上）。

有专门研究苏俄/苏联文化艺术的专家认为，无论是内战和外国干涉、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俄/苏联宣传画都以画面简洁、人物形象质朴、表情坚毅自然、目光真诚热切等典型风格特点，体现出高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坚贞不屈、坚韧不拔等苏维埃精神的重要特质。比如，德米特里·莫尔《你参加志愿军了吗》、亚历山大·阿普西特《公民们，请捐献武器》以及彼得·基塞里斯《同志们都去乌拉尔！歼灭高尔察克、沙皇和资本主义其他走狗》等苏俄内战时期的宣传画作品，通过直接、鲜明而又饱满的表达，将作品内容嵌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捍卫人类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时代洪流当中。

德米特里·莫尔的宣传画《你参加志愿军了吗》

那么，苏俄政府在内战和反外国干涉的过程中是如何招募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呢？也是靠宣传画吗？红军中国营营长孙富元给出了答案——

在寻找资料时，我意外发现署名中国问题学者叶甫根尼·卡尔卡耶夫撰写的文章《孙富元1918年在莫斯科组建中国营》，文中引述了《真理报》1918年5月9日发表的《中国营营长孙富元致全体中国籍社会主义者呼吁书》。

苏俄红军蒂拉斯波尔支队中国营营长孙富元

孙富元是谁？他如何两次组建红军的“中国营”？

我遍寻莫斯科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互联网资源，关于孙富元的资料少之又少：孙富元（桑福阳，富洋），出生地中国，生年不详，卒年不详，中国社会主义党党员（原文如此—笔者），俄共（布）党员。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蒂拉斯波尔支队中国部队指挥官（1918年2月），蒂拉斯波尔支队第一中国革命营副营长（1918年）、中国营营长（1918年5月隶属于莫斯科第二十一步兵团）。

1918年6月6日出版的彼得格勒《红军报》写道，红色中国营创建者孙富元是一位年轻的中国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党员。他出生于中国东北，父亲曾在边防军任职，所以他不仅会打枪，还掌握基础军事知识。由于家境贫寒，孙富元幼年饱尝生活艰辛。来到俄国后，他开始同情并接触布尔什维克。

1918年初，罗马尼亚人向苏俄发动进攻。当时，正在蒂拉斯波尔出席第二革命军代表大会的孙富元提议将华工组织起来成立中国营，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支持。随后，孙富元被授权组建中国部队，并被纳入蒂拉斯波尔支队。

油画《红军进攻》

蒂拉斯波尔支队由苏俄内战英雄约纳·亚基尔在1918年1月组建，战斗力非常强，有“打击罗马尼亚寡头政权”特种部队的称号。该部队的底子，是一战中起义的罗马尼亚方面军第四军和第六军余部，甚至还有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总兵力五千至六千人。

苏俄内战名将亚基尔（第二幅前排中）同红军官兵在一起

亚基尔的《内战回忆录》记录了孙富元奉命编入蒂拉斯波尔支队的过程。亚基尔写道，1918年初，孙富元率领大约四百五十人（实际上是五百三十人）来到他的部队：

一个清晨，有人叫醒了我。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中国人。

——瓦西卡，我叫瓦西卡，他说。

——你要做什么？我问。

——需要中国人吗？他说。

——什么中国人？我再次疑惑地问。

随后，他一直重复着那句“需要中国人吗？”还有那句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的句子——杰格纳尔姆（有人后来推测，这可能是汉语“加入你们”的意思——笔者）。

我走出营房进入院子，发现那里齐刷刷地站着四五百个中国人，他们按照瓦西卡发出的中文口令，集合起来。

见此情形，我全明白了。我们人很少，但武器很多。我们最终决定，这些人全部留下来，他们当战士哪一点不够格呢？！后来证明，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穿上了军鞋，换上了军装，扛起了枪，你再看看——简直是施了魔法一样。就这样，我奉命指挥他们，被派去防守古老的蒂拉斯波尔要塞。

我很幸运，孙富元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人——他是中国部队的优秀指挥官，指挥着一群好士兵。而我，是他的上司。

亚基尔《内战回忆录》

根据史料记载，蒂拉斯波尔支队第一中国革命营的首任指挥官是亚基尔，然后是亚·彼斯托夫，最后才由孙富元接任。

不过，亚基尔只是奉命接收中国部队，而孙富元则在招募中国国际主义战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9月，沙俄乌克兰地区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仅顿巴斯矿区就关闭了两百多座矿山，造成多达十万失业人员流落街头。如果说这种局面对于乌克兰人而言只是没有工资收入的话，那么对于一战爆发前后来到此地务工的华工们来说，处境则更加悲惨：不仅缺吃少穿，回国无望，还面临失业、流浪的威胁……1918年6月13日《红军报》称，红色中国营全部是从贫农、工人和矿工当中挑选出来的，主力是“苦力们”。有的商人想加入，支队没有同意。

苏俄内战红军指挥官（上左至右）布琼尼、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肖尔斯；（下左至右）恰巴耶夫、伏罗希洛夫、伏龙芝、托洛茨基）

苏俄内战白军将领（从左至右）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尤登尼奇、米勒

孙富元本人后来回忆：“……资本家盘剥、压榨我们，我们就起来反抗，先是参加赤卫军，然后转成了红军。”

蒂拉斯波尔支队的一位中国老兵唐强山后来回忆：

1918年1月的一天，一个穿着俄国军装的中国人来到我们的伐木场并住了下来。他就是孙富元，和我们一样，也从中国东北来。不过，他来俄国的时间比我们早，能讲俄国话，能认俄国字，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孙富元说：“我们正在召中国人加入苏俄红军队伍，你们中谁想报名参加？”

我问：“我们在那里干什么？”

“要打仗”，孙富元回答说：“伟大斗争到了，俄国工农政权是胜利还是失败，将决定你们和你们子孙们的命运。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孙富元这番话说服了我们。不久以后，伐木场的大部分工人都加入了孙富元的队伍。我们领到了军服、武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步枪使用知识、拼刺刀、队列训练，还有各种命令……

蒂拉斯波尔支队及所部第一中国革命营的一次次战斗，都同1918年春天苏俄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密不可分。

1918年3月3日，为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换取德国停止反苏俄战争，布尔什维克被迫与同盟国一方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等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根据这一对苏俄而言条款极其苛刻的和约，苏俄不仅失去全国百分之八十九的煤炭开采量、百分之七十三的铁矿石、百分之五十四的工业以及百分之三十三的铁路，更主要的是丧失了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五千六百万人口。

就在苏俄与德国谈判期间，乌克兰“拉达政权”也与德国政府订立“和约”，致使三十万德奥军队开进乌克兰和顿河地区。此时，包括孙富元任营长的中国营在内的一万五千红军，不得不离开与同盟国军队交战的摩尔达维亚，向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方向转移。

孙富元率领“中国营”的首战并没有告捷。奉命撤退的队伍刚到拉兹杰尔纳亚车站，就碰了奥匈帝国军队。大部分中国营战士都刚刚入伍，缺乏实战经验，一交火队伍就乱了。两小时后，队伍重新集合起来，一清点人数，死伤四十多人。

然而，在随后的战斗中，中国营组织良好、坚忍不拔、无所畏惧的特点表现出来，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军转移的任务。

此后，中国营随蒂拉斯波尔支队一路向东，朝着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现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笔者）撤退。苏联历史学家考证，4月12日，孙富元指挥的第一中国革命营抵达卢甘斯克。根据上级命令，孙富元就地积极招募华工新战士补充中国营。几天内，一批在顿涅茨克工矿、企业打工的中国志愿者入伍。到24日，中国营有三百五十名战士。如果在顿巴斯招兵后全营才只有三百五十人，那么不难想象，这个营在通过乌克兰撤回苏俄的过程中遭受了怎样的损失？！要知道，该营刚组建时，就有五百三十名中国士兵。

苏俄红军一支中国部队上战场前合影

此后，蒂拉斯波尔支队继续向苏俄境内撤退。根据《布列斯特和约》，红军从乌克兰退入苏俄领土时必须解除武装。但是，友邻部队刚刚交出武器，就遭到白卫军两个哥萨克连的突袭，损失惨重。白卫军哥萨克部队也命令蒂拉斯波尔支队交出武器。

危急时刻，中国营战士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品质、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徐墨林——参加此次战斗的老战士，在一本名为《在苏联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的书中回忆说：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毫无防备地被敌人包围了。可是，我们并没有慌张，立刻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终于冲出了重围。不知有多少同志英勇牺牲，或者被俘。后来，听说被俘的中国红军战士被押送到邓尼金匪帮的盘踞地，他们与俄国红军战士们一起遭受了残酷的刑罚，俘虏最后只剩下了四十来人还活着……

亚基尔在自己的《内战回忆录》中写道：

这次战斗中，冲出包围的中国战士只有半个连。他们到达沃罗涅什以后，立即投入了平定当地反革命叛乱的战斗。他们的斗争拯救了沃罗涅什苏维埃政权……

文/韩显阳

素材来源/韩显阳

责编/林风

编辑/千里、海哲

插图/千里

统筹/南客

来源： 破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