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侍从官，一个才子，一辈子蔑视权贵，最后为何因攀附蔡京致死？。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今江西上饶德兴）人，1103年举进士，初任婺州观察推官、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等职。宋徽宗曾作《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纷纷凑趣，和诗雪片般飞来，在那堆积如山的和诗中，唯汪藻的诗出类拔萃，引得宋徽宗赞不绝口。

汪藻虽然才华在当时屈指可数，但在宋徽宗一代，他却始终在小官末吏的职位上徘徊，未得重用，究其原因，与当朝宰相王黼有关。汪藻与王黼太学同学，又同室，因王黼外表帅气，才学一般，汪藻曾戏称他“花木瓜”，讥笑他外表好看，其实无用。汪藻的比喻虽然有损人之嫌，倒也与《宋史》对王黼的评价：“为人多智善佞，寡学术”不谋而合。

人家给自己取如此不雅的外号，王黼当然不乐意，所以，汪藻一句玩笑，让王黼记住了一辈子，也记恨了一辈子。后来，王黼因善于迎合蔡京和宋徽宗当上了宰相，手握干部升降之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仇来报，王黼不仅处处压制汪藻，有一次汪藻贬官，王黼甚至刻意将他贬至宣州（今安徽宣城）。为何？原来宣州以产花木瓜著称。

汪藻不单诗才出众，写制书的才华更是当世一绝。制书即诏书，两宋皇帝特别讲究诏书的准确、生动和优美，而诏书拟得好的翰林学士或知制诰，常常暴得大名。两宋三百余年间，公认诏书拟得最好的人就是汪藻。诏书在作用上是传达皇帝的命令，在体裁上大都是骈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也称“四六文”。汪藻因其诏书作得好，也被认为是两宋最重要的骈文作家。

陈寅恪就认为，六朝第一骈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宋朝第一骈文是汪藻的《皇太后告天下人书》（又称《隆裕太后告天下手书》）。当时，宋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去，隆裕太后命康王即位，让汪藻起草诏书，昭告天下。汪藻此文篇幅虽不甚长，但内容丰富，文气贯通，尤其“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一句，用典贴切，对仗工整，文采斐然，感情深沉，被当时及后世广为传诵。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在战乱中登基，随后被金军追剿，东躲西藏，惶惶似丧家之犬。在这多事之秋，措置国家大事的诏书频频发往各地，对起草诏书的速度和质量便有了更高的要求。当时，汪藻任翰林学士，这一时期宋高宗的诏书，大都出自他之手，“属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宋史•汪藻传》）宋高宗还曾在自己用过的白团扇上，挥笔写下“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十字赠予汪藻，表彰他的诏书拟得好。

汪藻不但才华卓绝，还洁身自好，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宋徽宗时代，宦官梁师成因善于逢迎而深得宋徽宗宠幸，身兼数职，官至检校太傅，百官任免升降，他可随意处之，权力比宰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人称为“隐相”。梁师成一手遮天，那些文官武将纷纷拜倒其门下，极尽攀附之能事。有个武官叫吴可，着实无才，梁师成在他的阿谀下，竟然高度评价吴可“能诗”，引为亲信。当时，汪藻正因得罪了王黼而仕途不畅，梁师成知道汪藻有才，也想拉拢，他让吴可向汪藻转达自己的意思说：“你汪藻是有才华的人，我早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来见我，我可设法提拔你到皇上身边出任翰林学士之类的文学侍从官。”

对于一个仕途落魄的士大夫来说，这还不是天大的好事？可汪藻并未去拜见梁师成。同僚奇怪地问他：“我们登‘隐相’之门，如同登天，他召你都不去，这是为什么呢？”汪藻呵呵一笑说：“让我与吴可辈为伍吗？”对此不屑一顾。头巾气重，爱惜自己的羽毛，这就是才子汪藻的人格与品性。

汪藻生于北宋北宋元丰二年，卒于南宋即兴二十四年，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朝。他二十四岁中进士，青年时期在基层任小官，又受王黼压制，颇不得志。中年以后，经历“靖康之难”，金人南侵，北宋灭亡，频遭战乱之苦。南宋建立后，他虽然曾经任过兵部侍郎、翰林学士之类的高官，备受皇帝青睐，但也只是仕途上的昙花一现。

宋朝那些文官武将，似乎从没一个意见统一的时候，总是吵吵闹闹，争权斗气，和平年代如此，战争年代更是如此，加上汪藻头巾气重，不能屈从与苟且，因此经常遭到同僚弹劾，在仕途上上上下下，沉浮不定。后来，又有同僚以他曾攀附蔡京、王黼为由弹劾他，以至“夺职居永州，累赦不宥”，从此投闲置散，再未进入权力核心，最后抑郁而终。

在南宋高宗时弹劾汪藻攀附北宋徽宗时的宰相蔡京、王黼，这理由倒十分荒唐可笑。不说曾受尽了王黼公报私仇的鸟气，就是与他无仇的蔡京，他这七品芝麻官，怎么能攀附得上人家一品宰相蔡京呢？他在宋徽宗一朝始终未能显赫就是明证。不过，相对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民族大痛，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覆亡和中华文明所受的洗劫与摧残，汪藻个人这点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